随后1911年9月初，‘海圻’号从哈瓦那解缆起航返回，当到达英国巴罗港时，因为得到了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之后，‘海圻’号也起义易帜。当1912年5月，升起中华民国国旗的‘海圻’号回到上海，完成了这次远航，之时，谁也不应该忘记，这是自从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海上力量的又一次远航，又一次将自己的脚步留在了印度洋的波涛之间。

　　客观上说，‘海圻’号虽没有扬军威于四海之间，布雄仪于寰宇之间，但却也是一番不得不去令国人在沮丧之间，得以自豪之事。就如同北洋政府各部中，最具有工作效率，但却又是最遭同代人和后代人最猛烈抨击的部衙-外交部一样。当一个国家在军事上、经济上都无力保护自己的时候，它却拥有着世界上最为杰出的外交官。

　　正如顾维钧、颜惠庆这样的人，他们在那种年代，依然在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忍受着耻辱，顽强地推行收复国家权利的工作。

　　虽然在第一次大战结束的时候，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1919年巴黎和会。但《凡尔赛和约》却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交给了日本。尽管五四运动的大好蓬勃烧起，尽管中国人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尽管1919年成了中国人心底的苦痛，但中国外交官却在国际舆论的法庭上赢了分。

　　这一切都在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得到了回报，日本在英、法、美、意等国的压力下，被迫同意撤出山东。此外，英国同意归还威海卫，九个世界强国宣布将尊重中国主权；并订立了关税最终自主和废除治外法权的条款。

　　在1924年的《中苏协定》中，中国外交官的努力又使得俄国放弃治外法权、放弃在天津、汉口的租界、放弃庚子赔款。甚至在1926年北京政府濒临崩溃之际，外交部还说服列强派代表参加一次关税会议。虽然那次会议毫无成果地结束了，但至少会议上详尽阐述中国立场的文件构成了南京国民政府在1928年成功地宣布拥有关税自主权的基础。

　　所有这些成就背后的艰难的谈判现在仍不为人所详知，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那个时候的中国外交部“有着比大多数人所了解的更大的权力和独立性、更大的连续性、更好的人才、更明确的政策和民族感更强的动机”。

　　也正是因为这样，在屈辱的年代，无论是海军，还是外交部门，中国人从来都没有放弃过自己。从来都没有否认过自己。就算是南京国民政府时代，无论是陈绍宽的闽系海军，还是后来主导海军势力的‘电雷系’，中国海军也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梦想。

　　而一向被骂之以‘卖国部’、‘抗议部’的外交部也从来没有断然的否定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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