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他只对自己的上级负责，很少和横向系统的干部进行交流。

　　因此县一级机关就成为了党内关注的重点，如何保证县机关的行政效率，又不能使其失去革命性，也就是失去和群众交流沟通的渠道。

　　党内对县机关的组织方式也是争执的厉害，以宋云桐为首的委员们主张，县机关应当以提高行政效率为主，和群众的沟通完全可以交给基层党组织，然后基层党组织再对革命委员会进行反馈。不过梁廷栋为首的委员主张，不能让基层群众失去对县机关的监督权力，通过基层党组织去反应群众问题，实际上就是给群众监督基层机关部门制造障碍。

　　党内的这两种主张一直争论不下，不过在此前欧洲战争没有结束的情况下，吴川一直采取的中立立场，主要还是把精力放在了外交问题上。在战争红利的经济高速发展期内，劳资冲突的问题倒也不算严重，因此这些问题暂时都被压制下去了。

　　去年底随着欧洲战争的结束，欧洲方面在取消了美国大笔订单的同时，也一样取消了日本和中国的一部分订单，从而降低了中国的外贸出口额，工厂订单的减少，工人加班时间减少的同时，也引发了工人工资待遇下降的问题，这里主要指的是那些私人企业和合资企业，从而开始激化了中国的劳资冲突。

　　吴川在哈尔滨视察期间遇到的工人抗议，多数就是因此而引发的。虽然，随着高尔察克政府的垮台，西伯利亚铁路线的畅通，使得英法废除的订单，变成了来自俄国、东欧各国的订单，这极大的缓解了东北的经济问题。

　　但是党内的主流认识是，是时候解决工会问题及县以下机关的组织问题了。毕竟现在整个华北地区已经开始铺开建设，很快山东、河北、河南北部地区将会形成一个新的工业地带，这一地区的人口远远超过了东北，因此如果现在不能解决县机关的组织问题和工会的领导问题，那么今后关内将会形成更大的麻烦。

　　这一次，宋云桐一方就吃了亏了，在这个要紧的关头，宋云桐被派到了国外，这让梁廷栋和李大钊获得了一个毫无障碍的组织试验城市公社的机会。他们以哈尔滨红十月特种车辆厂为核心，再联合了附近的工厂和街道，建立了红十月城市公社的试点。

　　公社和集体合作社不同，这不仅仅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一个行政单位和武装单位。梁廷栋和李大钊把公社作为了最基本的社会单元，在这一单元中确立了工人的领导权力，即通过各工厂的工会推举出工人代表，组建工人代表大会，对公社内部的各项政策进行监督，并拥有了对于公社领导人的罢免权。

　　公社领导人由县革命委员会任命，同时也是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他们在公社内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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