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者,要么曾经与王安石相交莫逆,连吕惠卿都不得不承认,在王安石变法时期反对新法诸大臣既是君子,与王安石之间也并无个人恩怨。甚至有些人如富弼、韩琦等都是曾经主张变法的人,这点该怎么解释呢?
其根源还是在于主张不同,相对而言这些反对新法的大臣多主张缓和一点的改革,而且更看重节流而非开源。这点从熙宁元年的赏赐之辩就可以看出来。
当时在南郊礼毕之后,陪同祭祀的官员应当收到皇帝的赏赐,但是因为国家财力困乏,再加上河朔地区此时正发生灾祸,因此以曾公亮为首的官员以两府俸禄优厚,皇帝平日里对两府的赏赐众多为由,建议皇帝不要赏赐诸臣。
司马光的观点是当今国用嵅蛔悖天下又有灾祸,应当削减冗费,同意两府不要赏赐诸臣的建议。而王安石争锋相对的提出大臣郊赉赏赐的费用并不多,就算省下来也不能缓解国家的财政危机,反而会破坏礼节,徒伤大体。并称宋太祖时期赵普等担任宰相,赏赉常常数万。而现在郊赉匹两才三千,根本不算多。并指出“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也正是在这次辩论中王安石提出了他的着名观点。王安石认为为光靠节流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是要开源。可见,不同于司马光“天地财货百物皆有定数”的观念,王安石的理财观念为:解决财政困难的方法在于广开财源,扩大生产力。他主张使用经济和法律手段来抑制兼并,以加强中央政府对全国赋税的管控,从而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即“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这一点赵佶是非常赞同的,现在赵佶是处处缺钱,养兵要钱,造船要钱,治河要钱,军器也要钱,不想办法增加财政收入,恐怕封桩库都支持不了多久的。
当然,也是这次辩论,使王安石坚定了编写三经新义的决心。为了减少变法带来的压力,王安石通过改革贡举法的方式,想要选拔出支持新法的官吏,而《三经新义》作为王安石“一道德,同风俗”的工具也因此产生。
三经新义,说是三经,但是最重要,也是王安石本人倾注最多心血的,还是《周礼新义》。
王安石在其《周礼义序》中一方面称“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于成周之时;其法可施于后世,其文有见于载籍,莫具于周官之书”,描绘了成周太平兴盛的美好景象,而治国理政的方法均记录在《周礼》之中,这便将《周礼》推到了一个极高的地位;另一方面又称“自周之衰,以至于今,历岁千数百矣;太平之遗迹,扫荡几尽,学者所见,无复全经。”以为世俗弊于俗学久矣,故而重新阐释《周礼》。
实际上就是将自己的变法主张,假托周礼,通过解释周礼来给自己变法寻求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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