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反倒是王学谦写了一篇社论,虽然通篇是白话文,但是论据充分,历数英国人在鸦片战争之后,用不正当手段控制,分裂华夏的种种罪状。
其中,更是提到了经济殖民的论述,发人深思。
虽然文字太过直白,但是字里行间里,显露出了发人深省的反思。
其实,王学谦写这篇社论的意思,就只有一个,扩大民众的反英国情绪,把英国人孤立,让租界面临四面楚歌的困境。但同时,也是对租界当局关押游行群众的一种声援。
两人的高下立判。
可以说,汪兆铭偷偷摸摸的小动作,反而没有伤到王学谦,反而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翌日,汪兆铭在《申报》上看到报社的道歉文章,说明‘愤怒的小鸟’的笔名,其实就是‘精卫’。原本这应该是一件高兴的事,但汪兆铭却像是早饭吃了一只苍蝇那样难受。
尤其让他受不了的是,连于右任都对王学谦的社论非常看重,而放在汪兆铭的身上,只留下了那个可有可无的笔名。
他甚至感觉到,和他不对付的人,已经开始用‘愤怒的小鸟’开始来丑化他了。
让他更加不安的是,他得到消息,章炳麟抵达上海了。作为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章炳麟在早期的同盟会,甚至现在的‘国党’内部,都又不俗的影响力,如果这个人要出面,除非孙先生亲临。不然谁也无法指责,章炳麟不能在上海代表‘国党’。
延续在辛亥初年的‘国党’内斗,俨然又要死灰复燃。但这时候的汪兆铭却无法找到一个有力的帮手。因为此时此刻的上海,已经不是陈其美时期的上海,加上‘国党’自从孙先生亲赴广州之后,大部分的组织机构都迁移到了南方广州。
在上海的人员,更是单薄。
想来想去,汪兆铭已经知道,上海的局势,不是他一个人的意志能够左右,无奈之下,只能启用‘国党’内部的秘密电台,给临时大总统府邸发报。
让孙先生定夺。(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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