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反倒是王学谦写了一篇社论，虽然通篇是白话文，但是论据充分，历数英国人在鸦片战争之后，用不正当手段控制，分裂华夏的种种罪状。

　　其中，更是提到了经济殖民的论述，发人深思。

　　虽然文字太过直白，但是字里行间里，显露出了发人深省的反思。

　　其实，王学谦写这篇社论的意思，就只有一个，扩大民众的反英国情绪，把英国人孤立，让租界面临四面楚歌的困境。但同时，也是对租界当局关押游行群众的一种声援。

　　两人的高下立判。

　　可以说，汪兆铭偷偷摸摸的小动作，反而没有伤到王学谦，反而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翌日，汪兆铭在《申报》上看到报社的道歉文章，说明‘愤怒的小鸟’的笔名，其实就是‘精卫’。原本这应该是一件高兴的事，但汪兆铭却像是早饭吃了一只苍蝇那样难受。

　　尤其让他受不了的是，连于右任都对王学谦的社论非常看重，而放在汪兆铭的身上，只留下了那个可有可无的笔名。

　　他甚至感觉到，和他不对付的人，已经开始用‘愤怒的小鸟’开始来丑化他了。

　　让他更加不安的是，他得到消息，章炳麟抵达上海了。作为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章炳麟在早期的同盟会，甚至现在的‘国党’内部，都又不俗的影响力，如果这个人要出面，除非孙先生亲临。不然谁也无法指责，章炳麟不能在上海代表‘国党’。

　　延续在辛亥初年的‘国党’内斗，俨然又要死灰复燃。但这时候的汪兆铭却无法找到一个有力的帮手。因为此时此刻的上海，已经不是陈其美时期的上海，加上‘国党’自从孙先生亲赴广州之后，大部分的组织机构都迁移到了南方广州。

　　在上海的人员，更是单薄。

　　想来想去，汪兆铭已经知道，上海的局势，不是他一个人的意志能够左右，无奈之下，只能启用‘国党’内部的秘密电台，给临时大总统府邸发报。

　　让孙先生定夺。(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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