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得“三八红旗手”的称号没批下来，要是批下来真是羞死人了。”

　　第二天早上我来到石榴村，村长正在家里喝酒唱歌。没想到我把消息告诉他后，他却满不在乎拿起桌面上一张发黄的“参考消息”说：“领导哟，这点小事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日本、韩国的中学生不也是假期去卖身赚学费吗？我们村的姑娘卖身赚了钱建小楼有什么错？我看他们是眼红是神经病是吃饱饭没事干，有本事他们的女儿也去赚钱嘛，我完全没意见。他们凭什么抓我们村的女孩子？他妈的！”村长越说越气，麻脸憋成鸭蛋青，好像是他女儿出了事似的。

　　村长又气冲冲地质问道：“旁边的光荣村有个很漂亮的女孩子今年才十八岁，她给一个七十多岁的台湾佬当二奶，不到一年家里就建了小楼，还种了两百亩槟榔，公安局为什么不去管她？为什么不去抓她……”

　　我狠狠地盯了他一眼，但一时没找到话批评他。

　　“如今这年头，我们农民是笑贫不笑娼呀。只要真能赚到钱，我还是主张村里的姑娘和年轻媳妇都去城里卖春。”村长又满脸怒色地说。

　　实在听不下去了，我气愤地训斥道：“你这个村长是怎样当的，好坏都分不清。”乡长不敢再说话了，麻脸扭曲得骇人，连喝了三杯酒。

　　家长们也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消息，陆陆续续来到村长家。有个家长满脸泪水对我说，你官大一定给那边公安局的领导说说，孩子不懂事教育教育就算了，千万不要送法院啊！说着说着就呜呜哭起来了。

　　其他家长也异口同声地说：“是啊，你一定出面说才行啊，千万别关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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