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灰白质切断手术呀，与其他重病号接触会恶化呀，还有什么：好转则回家，复发就回医院呀，等等。
他还把住医院想象为循环无情的进院、出院和出院、进院。
她父亲最害怕的是给他女儿服麻醉剂。
“不，”威尔伯医生向他作出保证，
“我们不会这样做。”这一点也解释清楚了。
到了最后，威拉德·多塞特尽管对于他女儿的精神病学疗程仍然感到不自在，终于还是同意她住院了。
依威尔伯医生看来，克拉克森医院的治疗只是一个暂时的措施。
医生觉得阿莉尔首先需要的是心理分析。
“你就是那种应作心理分析的人，”她告诉阿莉尔。
“我想亲自来为你做，但我还不是一个心理分析家。我将离开奥马哈去学心理分析。我建议你在离开克拉克森医院后到芝加哥去做分析。”
这种展望使阿莉尔入迷。
芝加哥，不仅意味着自己更加接近真正的自我，而且意味着离开家庭。
但是，对威拉德和海蒂来说，心理分析却成了问题。
他们已同意做精神病治疗，甚至安排了女儿的住院，但心理分析又是另一回事。
阿莉尔的父母深怕心理分析家供病人依靠的长沙发椅，会同他俩心灵深处的宗教信仰相悖。
阿莉尔的父亲所持有的宗教信念是他出生的家庭自幼就给予他的。
阿莉尔的母亲，原先是卫理公会教徒，结婚数年后虔信了威拉德的教条。
这个教条是：每个人都有权在上帝和魔鬼之间，在上帝和预言书的魔鬼之间，在上帝和圣经中的巨蛇之间作出抉择。
上帝对那些选择他的人负有全部责任，能把他们带到天堂。
反之，选择魔鬼的人将走另一条道。
威拉德·多塞特怕把女儿托付给魔鬼，并由此把自己也搭上。
所以，当阿莉尔要求他放她去芝加哥做心理分析时竟然无法置答。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对阿莉尔说，
“我得跟韦伯牧师商量一下。”
牧师本是一个果断的人，如今碰到了威拉德·多塞特提出的难题：
精神分析究竟是否有利。
这两个男人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
牧师深知多塞特是个有本事的建筑承包商，便聘他来建造他们这个宗教派别的教堂。
多塞特的工作地点正是一所尚未完工的教堂。
他们两人在这个工地上商量，而牧师的态度一点都不明朗：
“我不知道啊，多塞特兄弟，我真是不知道，”他重复了好几次。
沉默了半晌以后，还是多塞特自己评说起来：
“如果芝加哥心理分析家与我们同一信仰，我心里就踏实多了。我怕一个与我们信仰不同的大夫会用麻醉剂、催眠术和其他我坚决反对的技术方法去作践她。”
牧师在铺好的教堂地面上踱来踱去。
他沉思良久，仍是茫然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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