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却很糟糕。
他只看过她一次便把她打发了。
他的灵丹妙药是告诉她父亲:只要她继续写诗,她就会好的。
霍尔医生一面把手放在她母亲的胳膊上,一面斩钉截铁地说:
“还有,你作母亲的不要跟她一起去。”
阿莉尔听到大夫的语调,看到母亲显然默许时,几乎吓呆了。
自小到大,她始终与母亲在一起。
阿莉尔从来没有能够改变这种状况,想尽办法也无用。
她母亲在阿莉尔的生活里无所不在,这就象日出日落那样无法改变。
但霍尔用一句话便把它给改变了。
而且,这句话的意义还不止此。
从来没有任何人---无论是家庭,还是朋友,甚至阿莉尔的父亲,更不用说阿莉尔本人,曾经告诉她母亲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她的母亲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铁石心肠,战无不胜。
她不会听从命令。
下命令的是她。
同她母亲离开诊所时,阿莉尔热烈地盼望那位即将见面的精神病科女大夫没有花白头发。
这个愿望也许十分荒谬,但却非常强烈。
8月10日下午两点整,阿莉尔来到奥马哈市医学艺术大厦六楼,走进科妮莉亚·B·威尔伯医师的诊室。
医生的头发并不白,而是红的。
医生还很年轻,恐怕最多比阿莉尔大十岁。
她的目光十分亲切。
不错,的确十分亲切。
可是,阿莉尔内心激烈地翻腾着的,仍是她在霍尔医生诊所体验的两种对立的感情---一方面是解脱感,她终于来治疗神经质问题啦;
另一方面是恐惧感,她所患的是一种奇特的不治之症呀。
阿莉尔设法掩盖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心情,喋喋不休地讲她在学院时极为神经质,因此常常不得不离开教室。
“在学院时情况很糟,”阿莉尔回忆道:
“学校的护士厄普代克小姐很为我担心。学校的大夫把我转到梅奥诊所的神经科大夫那里去。我只去看过一次,他保证我不会有问题。可是我的情况愈来愈糟。他们就送我回家,说等我身体好了以后才能回去。”
威尔伯医生很有耐心。
阿莉尔看到她的微笑而感到十分自在。
“喏,”阿莉尔接着道:
“我现在在家。糟透了,简直糟透了。我无时无刻不同父母在一起。他们不让我离开他们的视线。他们板着面孔。我知道他们为我被学院送回家来而觉得羞耻。他们对我的教育期望很高。不过我在情况好了以后是要回去的。”
医生迄今没有说过一句话,因此阿莉尔接着说下去。
“我是个独生女儿。我父母待我很好。”
威尔伯医生点了点头,她点燃了香烟。
“他们为我担心,”阿莉尔接着道:
“每个人都为我担心---我的朋友,我们的牧师,每一个人。我在为牧师的学术演说搞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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